中新网昆明12月5日电 (罗婕 胡远航)土库曼斯坦东方通讯社社长别克杜尔德·阿曼萨雷耶夫5日在云南昆明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推动人类为自身的福祉而团结起来，发展文化和人文合作在促进国家关系、民心相通和各国媒体的合作当中尤为重要。

　　当日，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云南分会场)暨第二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媒体、国际组织等机构的300余名代表出席，共同探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媒体发展机遇与合作前景。

图为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云南分会场)暨第二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的分论坛现场。罗婕 摄

　　巴基斯坦互联新闻社总编辑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认为，媒体的主要职责是传播准确、公正的信息以促进共识，提升全球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能够充分实现这一目标愿景的倡议。”他建议，积极吸引各国媒体机构共聚同一平台，架设沟通桥梁，创造跨文化的合作和相互理解，在媒体技能培训，高质量、创新性内容创造，高校传媒专业学生的培养和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塑全球媒体格局。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社长梅德尔别克·舍尔梅塔利耶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开辟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和前景，正建立起更加公正的国际关系新体系。他表示，愿意支持并致力于在媒体领域实施合作项目。

　　缅甸宣传部传媒发展司司长提达丁则表示，希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媒体合作给缅甸带来新的机遇，提升媒体发展能力。她认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在信息共享、文化交流等方面携手合作。此外，各国还可以通过媒体项目开展新闻合作培训和能力建设，共同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完)

　　在西汉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办案原则为后世的司法官员树立了标杆。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怎样审理案件，才获得如此地位？今天，就让法小宝来为大家揭晓答案，讲一讲这个人是如何做到“法度者，正之至也”的。

　　张释之，字季，今河南南阳方城人。他曾任“骑郎”(骑郎，汉文帝的侍从)，在这个位子上呆了十年没有升调。后来，他受到高官袁盎(àng)的赏识，才升了几级。又因缘际会给汉文帝上谏言，张释之受到称赏重用，一直做到廷尉。要知道，廷尉在当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刑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司法官员！那么，张释之是怎么得到汉文帝的信任，从而坐稳廷尉这一职位的呢？

　　守法不阿意，是张释之坚持的原则。在担任廷尉期间，他审理了多件重要案件，其中一件便是著名的“县人犯跸(bì)案”。汉文帝有一次外出，行至中渭桥，御驾车马受到惊吓，造成了“交通事故”，汉文帝差点儿从车上摔下来。原来是有一个乡下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惊吓了车马。狼狈的汉文帝火冒三丈，立刻命人拘捕了这个“罪魁祸首”，并交由廷尉查办。可没想到，张释之审讯后，只判定其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看到这份判决书，汉文帝更加恼怒，认为量刑过轻。张释之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法律是天子和百姓应该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法有定规，如果加重处罚，如何取信于民？”被反驳的汉文帝思虑良久，叹服道：“廷尉的定罪量刑是对的，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张释之断案严守法律，不以皇帝的意见为断案标准，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因如此，《汉书》评价道：“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成为据法量刑、不以个人好恶而违背法律意志的榜样，受到世人的称赞和尊重。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人员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智慧，始终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期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秘书长 高汉成

　　“法度者，正之至也”，其要旨主要是讲治国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倡导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思想，是韩非子法家学说的一大来源。

　　与西方法治定义中对法律善恶的追问不同，中国传统法治理念基本不讨论法律本身的善恶问题。这并非表明古代中国人不关心法律的良善问题，而是认为“则天立法”，法律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从词汇史上考察，“法”古字写作“灋(fǎ)”，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字形由“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组成，“水”代表执法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要像水面一样平；“廌”就是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这种兽刚正不阿，遇到人与人发生矛盾，它会用那只角去顶触有错的一方；“去”本义为出走、离开，后引申为去除、驱除等惩罚的意义。很显然，以“水”“廌”“去”会意的“法”字，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从法律史角度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礼治体系开始“礼崩乐坏”，天下秩序大乱。在诸侯国之间激烈的争霸战争中，法律的特征和价值越来越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时期就有“茅门之法”的故事，面对车驾被砸的太子哭求诛杀严格执法的廷理时，楚庄王的回答是：“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这掷地有声的回答，体现了法律至上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精神。随后，大军事家孙武为吴王练兵而斩杀宠妃、商鞅为树立法律权威而徙木立信等故事，都体现了法家学派一贯的法治观，即将法律视为定分止争、规范社会行为的唯一客观标准。“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工具理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之后被作为“礼＋刑”治国模式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统治者心目中具有天然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这说明，就治国理政的方式而言，“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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