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题：《世界人权宣言》为何是世界上译入语种数量最多的文献？

　　——专访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下称“宣言”)。75年过去，该宣言成为国际人权法上最重要的国际文书，以及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和其他重要人权文件的基础，被众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引用或认可。据联合国官网显示，宣言被译为500多种语言文本，是世界上译入语种数量最多的文献。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如何诞生的？它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今天，重振宣言精神有何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回顾历史，《世界人权宣言》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制定过程？

　　柳华文：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保障安全、共同促进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宗旨。

　　为落实《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条款，联合国成立伊始，就将人权保障作为国际立法日程的重中之重。这是国际社会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不堪言的战祸进行反思的结果。此时，总结历史教训，顺应时代潮流，保障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成为普遍共识，民主、人权对于预防战争、保障和平、促进发展至关重要。

　　起初各国雄心勃勃，想迅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甚至建立一个世界人权法院。然而，各国很快发现，东西方两个阵营的主张及其侧重点并不一致，短时间内达成严格的、法律意义的人权公约并不现实。因此，对于各方来说，更务实的方案是，先通过一个宣示性的宣言，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启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进程。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成为首个普遍性、综合性的国际人权文书，也是国际人权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2023年12月4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柳华文发言。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哪些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权思想以及如何反映包容性和多样性？

　　柳华文：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与起草宣言的张彭春，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并担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宣言起草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主张将“良心”(conscience)等理念写入宣言，向其他国家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概念，并运用儒家原则创造性地解决谈判过程中的许多僵局，使冲突的代表之间达成妥协，获得其他成员的赞赏。此外，张彭春还坚持要求去掉宣言中关于“上帝”“自然法”的狭隘提法，在他的努力下，各国代表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使宣言的最终文本更具有普遍性。

　　此外，1948年5月，美洲国家第九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简称《美洲人权宣言》)，也直接为《世界人权宣言》提供了借鉴。因此，很难说宣言中的某一条款是某个国家或文明的特定产物，整个宣言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交融的成果。

　　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更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宣言将两者都包括，体现了全面性。时至今日，《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的具体动机已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超越，宣言所代表的国际共识和进步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使其成为国际人权法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

2023年12月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宣言通过后，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柳华文：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直到1966年，称为“人权两公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才获得通过，三者合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此后，一系列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陆续产生。2006年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禁止强迫失踪公约》，是最新通过的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这些具体的人权条约都会在序言中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并以之为基础。可见，宣言开启的国际人权法发展进程是动态发展的，脚步不曾停歇。

　　《世界人权宣言》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刻感召力。联合国后续的人权宣言、人权条约不断重申并据以发展国际人权法，地区的人权机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承认宣言的精神。联合国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发行了大量纪念邮票等，定期纪念并弘扬宣言精神。目前，《世界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文本，创造并仍在不断刷新这一世界纪录，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和理想。

　　2018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致贺信，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023年12月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图为研讨会现场。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2023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自2022年年底起联合国发起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期重温宣言精神。重温宣言精神有何现实意义？

　　柳华文：进入新世纪，和平、发展、人权被联合国视为“三大支柱”。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因政治对抗严重而饱受诟病的人权委员会，新设追求非政治性、非选择性、非对抗性的人权理事会。以此为标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的进程不断发展。

　　与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实现人权的机会和潜力相比，现实中世界人权事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贫困仍在困扰人类，流行性疾病的威胁依旧，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都增加了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需要各方的回答和应对。

　　联合国系统自去年年底发起的“人权75”倡议，就是要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为契机，重温宣言的精神，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和目标，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这一倡议，特别强调要通过团结促进所有人的人权。

2023年12月5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在会后交流。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国际人权事业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柳华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和启示。作为国际人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中国多次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批准并认真落实多个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在实践中，中国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对话、交流和合作，以和平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或者搞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和政治对抗。

　　保障和平、促进发展、实现人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更需要担负历史责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反映了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心声，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75年来，中国一直是《宣言》精神的坚定宣介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今年3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70多个国家就《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作共同发言，对落实该宣言提出全面推进、结果导向、相互尊重和对话合作的明确主张。

　　值此《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之际，中国正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更加坚定地高举人权旗帜，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完)

　　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新网南昌12月5日电 题：“老阿姨”龚全珍之女忆父母：艰苦朴素 乐于助人

　　“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们，把对我们的爱藏在心里面，把大爱献给了困难学生和民众。”回忆起父母的往事情怀，“农民将军”甘祖昌和“老阿姨”龚全珍的三女儿甘公荣满脸动容。

　　今年12月5日，是第三十八个国际志愿者日。当天，江西省妇联举行江西省“龚全珍式”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发布会，身穿粉色马甲、斜披红色绶带、一头短发的甘公荣在会上分享了其父母为家乡建设奉献一生的故事。

12月5日，江西省妇联举行江西省“龚全珍式”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发布会，“农民将军”甘祖昌和“老阿姨”龚全珍的三女儿甘公荣在会上分享父母为家乡建设奉献一生的故事。杨晨仪 摄

　　甘祖昌是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因身体原因，甘祖昌三次向组织递交辞职回乡务农的报告。他也成了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第一位要求回乡当农民的将军。

　　1957年，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故乡莲花县，解甲归田的将军成了一名农民，满腔热情投入到家乡建设中，并奉献一生。妻子龚全珍全心全意投入山区教育事业，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老阿姨”，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

　　“爸爸带领乡亲们开荒改造冬水田，清早去劳动，晚上才回来。”小时候的甘公荣觉得“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

　　扎根乡村的甘祖昌，对家里非常节约，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我们从新疆回来5年没有做过新衣服，别人家小孩过年有新衣服穿，但我们没有。爸爸规定我们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姐姐穿了，弟弟妹妹再接着穿，实在穿不了就留着做布鞋和袜底。”甘公荣娓娓道来。

　　其实，甘祖昌一家并不缺钱。1957年，甘祖昌每个月到手工资有330多元，妻子龚全珍的工资也有89.5元。按当时农村生活标准，一家本应过得很好。

　　“家里主要开支有两项：一是爸爸的医药费，他不愿意增加国家的负担，自己掏钱看病；二是每天给爸爸买2毛钱的豆腐当菜吃。”甘公荣眼圈泛红地说，爸爸出过车祸，脸部全都摔破了，嘴巴是三块缝起来的，不能吃硬食物。

　　甘祖昌和龚全珍将工资节省下来，支援家乡建设，修水库、修桥、修路、建电站、买拖拉机……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回乡29年间，甘祖昌参与建起了3座水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

　　对于妈妈，甘公荣曾有过不理解，甚至“抱怨”。“妈妈心里似乎只有学生，我们是不是妈妈亲生的？”她说，爸爸1986年逝世后，妈妈大部分时间与其一起生活，“妈妈的外地或本地学生经常来看望，会跟我讲妈妈当年是怎么帮助他们的，我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妈妈。”

　　甘公荣还记得，2013年整理妈妈的日记时，看到日记里有段内容关于身体一直不太好的大姐：“平荣今天起得早，吃了早饭就上班，没有发病，我提心吊胆的心放下来了，我情愿少活10年，换取她一天一天健康。”说到动情处，甘公荣几度哽咽。

　　因病医治无效，龚全珍于2023年9月2日16时16分逝世，享年100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正如这首取材于龚全珍先进事迹的歌曲《老阿姨》所唱道：“你的皱纹已和山川连在一起，本色成为你感动中国的传奇。”

　　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甘公荣一直热心公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对一”帮扶困难学生，“2019年我成立了莲花县巾帼志愿者协会，我们用大手拉小手帮助老人、留守儿童、妇女，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