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阿联酋迪拜12月5日电 (记者 庞无忌)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5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透露，2022年，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动车以及回收利用项目等领域投资规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投资总额的近一半，是能源转型方面的最大投资国。

　　当日，COP28中国角举办“绿色金融与气候应对：中国银行业的角色与机遇”边会。赵英民表示，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22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超过51%，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5%，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目前，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已制定发布了碳达峰实施方案。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海量资金保障。据估算，中国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全社会需要每年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在绿色金融方面，赵英民表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从2018年末的8.23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末的22.03万亿元，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达28.58万亿元；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达1.98万亿元。

　　在碳市场方面，赵英民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运行两年多来，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工作已基本就绪。

　　下一步，中国将加快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数据质量管理为重点，加快完善碳市场运行管理的各项基础性制度，着力健全市场风险防控体系，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推动各类主体参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启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相关工作，逐步扩大市场支持领域。(完) 【编辑:房家梁】

　　在西汉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办案原则为后世的司法官员树立了标杆。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怎样审理案件，才获得如此地位？今天，就让法小宝来为大家揭晓答案，讲一讲这个人是如何做到“法度者，正之至也”的。

　　张释之，字季，今河南南阳方城人。他曾任“骑郎”(骑郎，汉文帝的侍从)，在这个位子上呆了十年没有升调。后来，他受到高官袁盎(àng)的赏识，才升了几级。又因缘际会给汉文帝上谏言，张释之受到称赏重用，一直做到廷尉。要知道，廷尉在当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刑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司法官员！那么，张释之是怎么得到汉文帝的信任，从而坐稳廷尉这一职位的呢？

　　守法不阿意，是张释之坚持的原则。在担任廷尉期间，他审理了多件重要案件，其中一件便是著名的“县人犯跸(bì)案”。汉文帝有一次外出，行至中渭桥，御驾车马受到惊吓，造成了“交通事故”，汉文帝差点儿从车上摔下来。原来是有一个乡下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惊吓了车马。狼狈的汉文帝火冒三丈，立刻命人拘捕了这个“罪魁祸首”，并交由廷尉查办。可没想到，张释之审讯后，只判定其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看到这份判决书，汉文帝更加恼怒，认为量刑过轻。张释之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法律是天子和百姓应该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法有定规，如果加重处罚，如何取信于民？”被反驳的汉文帝思虑良久，叹服道：“廷尉的定罪量刑是对的，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张释之断案严守法律，不以皇帝的意见为断案标准，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因如此，《汉书》评价道：“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成为据法量刑、不以个人好恶而违背法律意志的榜样，受到世人的称赞和尊重。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人员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智慧，始终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期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秘书长 高汉成

　　“法度者，正之至也”，其要旨主要是讲治国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倡导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思想，是韩非子法家学说的一大来源。

　　与西方法治定义中对法律善恶的追问不同，中国传统法治理念基本不讨论法律本身的善恶问题。这并非表明古代中国人不关心法律的良善问题，而是认为“则天立法”，法律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从词汇史上考察，“法”古字写作“灋(fǎ)”，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字形由“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组成，“水”代表执法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要像水面一样平；“廌”就是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这种兽刚正不阿，遇到人与人发生矛盾，它会用那只角去顶触有错的一方；“去”本义为出走、离开，后引申为去除、驱除等惩罚的意义。很显然，以“水”“廌”“去”会意的“法”字，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从法律史角度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礼治体系开始“礼崩乐坏”，天下秩序大乱。在诸侯国之间激烈的争霸战争中，法律的特征和价值越来越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时期就有“茅门之法”的故事，面对车驾被砸的太子哭求诛杀严格执法的廷理时，楚庄王的回答是：“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这掷地有声的回答，体现了法律至上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精神。随后，大军事家孙武为吴王练兵而斩杀宠妃、商鞅为树立法律权威而徙木立信等故事，都体现了法家学派一贯的法治观，即将法律视为定分止争、规范社会行为的唯一客观标准。“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工具理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之后被作为“礼＋刑”治国模式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统治者心目中具有天然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这说明，就治国理政的方式而言，“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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